前段时间在业内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问题：翻译公司（翻译服务行业）会不会以后被人工智能取代？说实话翻译公司（翻译服务行业）会不会以后被人工智能取代这还另说，但是人工智能对于翻译公司的影响是日趋深远是不可避免的。

不妨设想一下，有朝一日机器翻译替代人工翻译服务，翻译公司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？

据悉，去年国外某网络公司推出一个翻译网络，准确率已达到86%。这种动态翻译方式比以前以词组为单位的翻译方式向前进了一大步。有研究小组得出结论，未来十年左右，机器可以独立完成一部作品的翻译，未来十五年左右，机器通过深度学习，可以翻译新语言。如此看来，翻译这个行业正面临生存危机。

但就文学翻译而言，情况要复杂一些。机器翻译即便能趋近准确层面上的“信”，却未必能做到“达”和“雅”。毕竟做到这三点，对于文学翻译家也意味着很大的难度。而近年来，因受到社会环境、业界生态等因素影响，曲解原著精神，乱译、错译、误译情况纷出，文学翻译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损。如何改变这种常被谈及却“实难改变”的困境，某种意义上正是日前于上海举行的题为“再登巴别塔——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未来”的专题研讨会的意旨所在。

翻译奖项连续数年一等奖空缺，为何？

“不是外文不好，而是中文不好”

就外译中来说，外语自然是不成问题的，但说到要让译文丢掉“翻译腔”，体现出纯正的汉语性，机器翻译恐怕就难以企及了。事实上，这也可以说是目前文学翻译界在翻译技术层面，面临的最大的难题。

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于此深有感触。他注意到十多年前，《参考消息》曾和新加坡合办一个翻译大赛，连着三届一等奖空缺。“当时原文和译文都在《参考消息》上登出来了，这些译者的翻译是很准确的。他们不是外文不好，而是中文不行，所以评委没能评出一等奖。”事实上，鲁迅文学奖里设有文学翻译奖，上海译文出版社设有卡西欧翻译奖，一等奖也经常空缺，综合各方观点，原因也往往是译者不能充分传达出汉语性。

以汪涌豪的理解，汉语不像英语、日语，它是一字一音的孤立语，没有词形词尾变化，语法规则不是刚性的，因而更重视语义语境，内在的意蕴。“我们前辈都说西语是法治的，汉语是人治的。汉语没有什么不能省的句子成分，相反古人为了一些特殊效果还故意省略了一些句子成分，但你不能说它成分残缺。所以，汉语有西语没有的那种跳荡、灵活。”基于汉语这种特点，汪涌豪认为，译者把西语译成汉语，应该多少对汉语有所顾及，应该多少凸显汉语的这个特点。“而能不能尽量体现汉语的特点，几乎决定了译文的品级。”

但现实的状况是，当下拗口、生涩的译文触目可及。汪涌豪哭笑不得道，因为“and”是“和”的意思，多数人会翻译“微笑和沉默不语”、“微笑地沉默着”，而不会用“笑而不语”或“笑而不答”；因为“about”是“关于”的意思，不少人会翻成“我没有关于他的消息”，都没想到简单的“我没有他的消息”已足够表达；因为英文里有不少单数复数，人们翻译“男士们”、“动物们”，却忽略了这些名词在汉语中本身就是集体性名词，本身就有复数之意。“很多汉语译者不懂得尊重汉语表达习惯，通过拆分、换序、合并的方式来解决这类问题。

在技术层面注意汉语性问题是一个方面，在观念上负起维护汉语纯正性的责任，在汪涌豪看来，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汪涌豪表示，外译中理当尽可能凸显汉语特有的丰赡美和博雅美。“我们现在熟知的翻译大师，如林纾、傅雷、朱生豪、梁实秋、冯亦代、梅绍武等都做了很好的示范。这些人外语好不必说了，他们还有深厚的国学功底。所以译文不但可信、畅达，还充溢着汉语的儒雅。”

这并不是说汪涌豪提倡现代译者都要学古汉语，他只是认为译文不能过分西化。他重申钱锺书曾强调的一个观点，好的译文应该要达到“化”境，要做到了无痕迹，出神入化。在汪涌豪看来，好的译文在不脱离原文具体语境的同时，理当依从母语的法则。“一个好的译者，完全可以打破直译或者意译的纠结，把翻译的重点转移到母语上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翻译是再创造。你要问是不是追求传神就会妨碍传真？我觉得不会。对于一个严肃的、有水准的译者来说，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创作起点在哪里，自己工作的终点又在哪里”一次公开讲座中，当被问及当下中国文学翻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，德国学者顾彬斩钉截铁地说，是“在母语”。“我们（翻译）最大的困难不在外语，困难在于母语 。”在顾彬看来，翻译是需要经验积累的。

他说看到《China Daily》(《中国日报》英文版)上的一篇文章，觉得非常有意思，是说基本上在中国搞翻译的人都是年轻人，20岁开始做翻译，30岁之后再去做别的 。顾彬的言外之意是，这批年轻的翻译者缺乏经验的积累，而这个经验并非是外语水平问题，而是母语的功力。“如果从德国看我会发现一些有名的译者年龄都很大，我发现我今年七十岁才觉得自己会翻译，母语是我最大的问题。”

怎样面对更跳跃、更抽象的当代文学

“大众层面的翻译讨论，仍停留在相当浅的层次”

不能不承认，如今译者的中文水平客观上讲确实不如过去，译文亦如汪涌豪所说的那样读来常有生涩之感。但在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、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黄昱宁看来，这不能简单归结于译者中文水平低。毕竟，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原文，与林纾或傅雷所面对的原文，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“现当代文学更跳跃、更抽象，更重视文字所携带的意象和信息，而在一个普遍认为‘骈四俪六’才是文学至高境界的环境中，语言和文学太容易不思进取，它们的发展和活性都难免迟滞缓慢。这样的滞后对评判译作也会形成干扰。”

切近的问题还在于，一方面，随着大众外语水平的提高，读者对译文的质量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；另一方面，受制于译者本身的文学素养，还有稿费太低等现实因素，很多译文不管是经过了打磨也好，还是粗制滥造也好，都难以全方位满足读者的需求。大众的批评随之而来，更有一种极端的说法称，如今的翻译质量“每况愈下，一代不如一代”。这样的评价，在黄昱宁看来，对于文学翻译者是不公平的。她吁请，文学翻译要建立一个客观、全面、与时俱进的评价体系。

以黄昱宁的观察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译介作品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，懂外语的人也以几何级数增加，其结果是，总基数大，其中质量不尽如人意的作品的数量亦随之增加，但要因此认定劣等译作在译作总数中所占的比例，较几十年前有明显增加，则有失公允。评价的不客观，在她看来，还在于大众对具体作品的分析缺乏专业性，少数有见地的专业评论往往被耸人听闻的言论所淹没。即使是优秀的专业评论，大多仍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，缺少提炼、思考的过程，无法上升到不断完善评价体系的层面。“翻译理论长期困在象牙塔中，与译者、媒体、读者等都有一定距离，缺少深入浅出转化的文体和平台，以至于近年偶尔出现的大众层面的翻译讨论，仍然停留在相当浅的层次。”

在黄昱宁看来，翻译评论的困境在于，如今“翻译评论”和一般“文学评论”的界线越来越模糊，而真正愿意花时间投入翻译评论的又是少数。“做翻译评论，意味着要花费两倍时间读原文和译文，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。”与此同时，黄昱宁认为，滞后的文学观，也构成了评判标准的另一重干扰因素。“世界文学潮流的嬗变，对我们衡量好译本的标准，一直在提出新的审美要求，但我们的普遍欣赏水准与这种要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。”

诚如黄昱宁所说，今天文学翻译面对的对象和读者已与过去大不相同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信达雅的标准，尤其是“雅”字，如今该怎么理解？在读者对欧式词汇和语法的宽容度越来越大的今天，“信”和“达”又该制订怎样的新标准？每天都在诞生的新词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和速度引入翻译才合适？在互联网轻易就能提供简单检索的今天，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，有没有必要削减原先简单的说明性注解，扩大阐释性注解的比例？在人工智能开始介入创意写作、翻译的时代，各种翻译软件层出不穷，新一代文学译者如何看待这种全新形势，如何在懂得使用最新工具的同时发挥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独特价值？“在文学不断发展的今天，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，还远没有答案。”

而翻译稿酬过低，还有翻译评论得不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可等因素，也很可能使得这些答案最终得不到求解。黄昱宁表示，与实用类笔译或口译相比，文学笔译的稿酬水准平均线确实比较低，但因此苛责出版社则有失偏颇。“文学笔译的稿酬是出版社支付的，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译者稿酬最终取决于成书后创造的市场价值。提高译者待遇，如果离开对这个前提的认知，就无从谈起。书价低、外国文学阅读门槛较高等，都是造成这类图书市场价值偏低的原因。”

比之“稿酬过低”，黄昱宁更担心的是，稿酬背后的市场导向与舆论环境可能导致复译与首译的严重失衡。“通常情况下，公版书的利润率远远高于版权书，而操作难度则远远低于后者。市场上扎堆出版的通常是销量有保证的世界名著，它们往往已经有大量现成译本，复译可以借鉴前人，难度大大降低，译者承受的压力也远不如首译本大，得到的美誉度反而常常高于首译本。世界名著被重印的可能性也远远大于很多现当代作品，这使得译者在复译本上得到的收益有可能大大高于首译本。”

这样造成的后果，就像她担忧的那样，本来就极为有限的译者资源大量流入复译大潮，公版书重复出版现象愈演愈烈，现当代作品的翻译质量则进一步下降。“翻译文学的表面繁荣之下，隐藏着不合理的结构——有文化积累价值但市场前景黯淡的现当代纯文学翻译作品，生存空间不容乐观。”

“走出去”的实际效果在哪？

“国内似乎只关心‘走出去’，而不关心“走出去”后能否产生真正的效用”

外译中存在的结构不合理，不免让人唏嘘。相比较而言，中译外的阙如，则不能不让人感慨。近年来，中国文化走出去可谓声势浩大，莫言、曹文轩等中国作家在海外接连获得重磅奖项，也提升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自信。不过，与如潮水般涌来的欧美文学作品、好莱坞大片等相比，“走出去”的效果依然有限。事实上，不只是在文学领域，在戏剧、舞台表演等艺术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。

对外国文学翻译和出版领域颇多了解的出版人彭伦直言，国内似乎只关心“走出去”，而不关心“走出去”后能否产生真正的效用。“似乎只要把中国作家的作品，或者中国的文学作品，翻译成外语，在国外出版就好，甚至在越多的国家出版就越好。但这个翻译的水准精不精良，这个作家或这部文学作品在海外究竟有多少读者阅读，有没有产生文化上的影响，人们并不怎么关切。”

彭伦谈到自己亲历的“尴尬事”。前阵，他与一位旅居新加坡、专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美国翻译家交流。这位美国译者透露，近来一些中国作家主动邀请他翻译其文学作品，有的甚至“悬赏”几十万元人民币让他来翻译。“这样的‘悬赏’，让他‘一头雾水’。当他问他们，作品翻译完了，在哪里出版？译文的版权属于谁？翻译完成后，作品在西方会不会有读者？得由谁来负责外国的市场推广？对于这一连串的问题，中国作家回答不出来，也并不真正关心。他们似乎认为，只要找到一个好的翻译，自己的作品走出去了，就已经万事大吉。”

在彭伦看来，如果只是按照“国内规则”来运作，中国文化走出去难免事倍功半。合理而有效的方式，该是让中国的文学作品、文化产品更好地通过版权贸易和市场推广的方式，真正进入到西方文化之中发生影响。“很显然，中国的文学作品走向世界，翻译只是第一步，只有找到最具实力、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代理，才能使之真正接触到西方读者，发挥其文化交流的影响。”